内容：
自三月份至现在，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着，对于我而言，忙碌也许是一种常态，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单调”而又“充实”的忙碌。
从三月底开始，我着手忙于863项目推广的事情，主要工作只是写写文档。由于以前我并没有做过类似的推广材料，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举步维艰，后来经过几番折腾之后，我也渐渐积累了一些心得。在此之前，我主要专注于做项目、写代码，很少注意文档方面的事情，有了这次的经验和教训，我也要开始慢慢转换思维了，作为一名研究者或者开发者，做出实际的工作固然很重要，但是，如何将自己的工作清晰、准确的表述出来似乎更为重要。当然，就我个人我而言，我是不喜欢现在研究生中流行的一种倾向——有的人认为，写文档或者写文章要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在治学问题上，我还是信奉“简约性”原则。只要将自己实实在在做过的工作清楚明了的表述出来就行了，没必要故弄玄虚。
四月中下旬直至现在，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写论文上。在对待写论文的态度上，我和其他同学有所不同，有的同学是被逼无奈，他们讨厌做研究，厌恶看论文，我却刚好相反。每当阅读一篇优秀的论文时，我总有一种思路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把做研究、做学问看作研究生的社会角色，那么这种社会角色刚好与我的个人兴趣相吻合，我应该感到由衷的庆幸。实话说，我做研究和写论文并不是为了完成实验室或者学校指定的某个任务，而是想真正踏踏实实的做点研究、做点学术。我是绝不会为了完成某个外在的任务，而扭曲自己的灵魂和学术道德。在我看来，做学问最起码的精神是求真务实，切忌浮躁和弄虚作假。
在最近两个月里，我平时很少有空闲时间来阅读和写作，以至于每到周末，我都会抛开其它一切事情，全神贯注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和写作，我常对同学说，周末好好睡一次懒觉或者痛痛快快的打一下午球，对我而言，都成了很奢侈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我主要写过三篇文章，也是承接上次日志的思路，将它们转载于日志，供有志于此的同学一起讨论、学习和思考。
第十七篇，“我为什么要关注于中国传统文化”。
我为何要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呢？这是我周围的同学常常疑惑的问题，也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首先澄清一个概念，“关注”并不代表喜欢，更不代表颂扬。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尽管有人拒斥中国传统文化，企图与中国传统文化断绝关系，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想要真正把它清除掉，谈何容易。近年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上，人们都开始广泛的讨论和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或国学），在这股潮流中，我们每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些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或国学的批评，有的学者甚至直言“国学是一场阴谋”，另外，我最喜欢、最崇敬的学者邓晓芒老师对当前的复古潮流也不以为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争一直都在进行着，并将继续延续下去，我希望自己对此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这是我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和出发点。
咱中国老百姓之中有那么一句话说，“倒洗脚水，连孩子一起泼出去了”。大多数人，尤其是年青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论是肤浅的，他们中很多人只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已，很少有人有耐心去真正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相。我对这种认识或者思维方法是很排斥的，邓晓芒老师谈他在哲学进路中最得意的思考成果时，他首先强调的是要澄清“个体人格”和“自由”的问题，然后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养成客观分析问题的习惯，拒斥情绪化和起哄的劣习，我想这也是我从邓晓芒老师那里得到的最深刻启发。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惊奇的发现，自己过去的很多思维习惯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志责气”、“以天下为己任”、“责备贤者”，包括最近的“充实溢美，感而化之”等等。总之，这些传统思想文化已经深入我的骨髓，有意或者无意的左右我的判断和抉择。也许，这就是传统的惯性吧。我希望通过自己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之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局限性，合理的扬弃。
邓晓芒老师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写道：“我承认自己也不过是一个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儒家知识分子罢了！”是啊，尽管我也时常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最严厉的批判，但是我的落脚点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难以回避和超越的客观现实。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之所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还与我强烈的“中国情结”有着极大的关联。
第十八篇，“如何看待文学与写作”。
每当提及文学与写作时，人们便会自然的想到“文以载道”的古训，似乎那才是文学写作的标杆。尽管很多人不太清楚“文以载道”的真实内涵，但是，这样的判断标准却早已潜伏在思想的角落，左右或者影响着他们的判断。“文以载道”的艺术命题是宋代古文学家周敦颐提出来的，此处的“道”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周敦颐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流传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文”也不是以前的“文”，“道”也不再是以前的“道”，但是“文以载道”的思想依然流行于世。
上个世纪20年代左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开天辟地的大事。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彻底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自由、清秀的新文学之风给已经酸腐发霉的旧文学带来了生机。在我看来，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文学革命，它们都是首先在文学创作的形式上取得了突破，摆脱了传统文学的枷锁。文学创作就是用一种灵活多变的形式，诠释作者的心灵，表达作者的思想感受，启发读者进行诸多反思。文学作品也应该像大自然一样，有高山的威严与庄重，有小桥流水的婉转与优雅，有小草的卑微与默默无闻，有鲜花的绚烂夺目与转瞬即逝，每一部文学作品都要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定位。同时，文学创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唯有如此，文学的大自然中才能生长出更多的奇花异草，造就更多的青山秀水。
文学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文学的风格也可以千奇百怪，那么是否意味着文学写作就没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作为文学写作本身而言，它是一门追求艺术美、生活美或者是思想美的学问，纵观人类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般都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这样一来，也许会有人提出疑问“文学写作是不是一定以追求艺术价值和深刻的思想为目标”，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文学写作不仅是作者对“美”的一种诠释，也是对读者进行“美”的熏陶，写作的过程要摆脱“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枷锁，对于作者而言，写作只是“感情”和“心灵”的一种袒露，切不可故作高深，装出一副“艺术”和“思想”的姿态；对于读者而言，阅读只不过是一次书山寻宝，能够获得些什么，只取决于读者自己的“寻宝”能力，力气大的多拿，力气小的少拿。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我很欣赏陶渊明的那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第十九篇，“重读‘五四’及‘五?四’精神”。
转眼间，“五?四”运动依然逝去了90多个春秋，但是，“赵家楼”的那把大火却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20世纪最悲壮、最激动人心，同时又是最不容忘却的一段历史。五四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它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五四以及五四精神呢？这是一个很严肃、很深刻的问题。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五四进行了反思，有保守派，也有激进派，他们有的观点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什么？仅仅是“重估一切价值”，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吗？在当今的学术界，已然有一些看法让我们瞠目结舌，例如，有的人断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必将成为拯救西方世界的良药，这完全是阿Q式的幻想。
在众多的论争中，我比较喜欢孔庆东和邓晓芒两位老师的论述。在孔老师看来，“五?四”是一个整体，它包括激进派，也包括温和派和保守派，不能认为保守派就是反“五?四”的，保守派在要求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与激进派是一致的。“五?四”是包容的，也是自由的，它是一个思想的大熔炉。我们不能用“五?四”的“右手”去打“五?四”的“左手”。邓老师的论述则更为深刻，他提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救亡”与“启蒙”，其中救亡压倒启蒙。邓老师指出，尽管五四知识分子为中国的救亡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的思想依然存在极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背后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这与儒家的“君子”、“圣人”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二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三是实用理性的世俗关怀。对此，邓老师提出了他的新批判主义，其总宣言是“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如果有同学对邓老师的“新批判主义”感兴趣，推荐两本书：《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和《新批判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