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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学习和生活的重心，依然是阅读、思考和写作。当我还未涉足广袤而又深邃的思想世界时，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在自己的世界里，呱呱作响；然而，当我一旦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时，我才知道自己的肤浅和无知，难免会有望洋向若的失落感和自卑感。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康德，从蔡元培，到邓晓芒，再到杜维明，我无不被这些伟大的思想所震撼，也许我所理解的只是他们思想的冰山一角，也许我根本是无知妄说，但是，我相信仅仅是我所接触和领悟的这些思想菁华，足以让我受益终生。在这样一种思想的熏陶和感染下，我越来越多的思考这样一个命题——我们何以“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在百度百科里有这样的一番解释——安身，容身，在某处安下身来；立命，精神有所寄托。指生活有着落，精神有所寄托。在查阅“安身立命”的相关释义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的思考，没想到在我们的文化词典里早已有了这样一个词汇，这说明古人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考虑“安身”和“立命”的问题，在若干年后的今天，我和他们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思想互动，也许这正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安身立命”的命题，古已有之，在现代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似乎更迫切、更有意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可用资源的日益匮乏，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生存压力的日益加大……，在严峻和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家都在为“安身”筹谋，无暇顾及“立命”的问题。在比较贫穷的国家和地区，人们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奋斗一辈子，除了实现一个又一个的物欲要求之外，人们很少有闲暇审视自己的内心，思考自己独有的价值，当然，这也是生活和现实所迫，这样一种可悲的状况不免让人觉得有点“摩登时代”的意味。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其经济和物质有了高度的发展，人们日常生活的目标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享受，整个社会进入一个自由化、散漫化的形态，人们基本没有生存的竞争和压力，那么有了这么多的闲散时间，到底该干些什么呢？在几百年前，科学研究大多是贵族的事业，因为他们把做科研当作一种闲暇的消遣，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些所谓的“贵族”或者“闲散人员”又该做些什么呢？也许，他们更需要思考关于“立命”的问题。由此可见，对“安身立命”的思考，不仅是我们每个人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世界都要面临的问题。
在近些日子里，我对“安身立命”也进行过一些思考。在我看来，人之为人，生存是根本，没有“安身”作为基础，我们谈论“立命”就有些空洞和无力，作为学生而言，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站稳脚跟，踏踏实实做人，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然而，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们能够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的那一天，我们也应该明白自己“站立”的意义，也就对“立命”的深刻反思。“安身”是基础，“立命”是超越，前者是面向外部世界，以物质为基础，具有更强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而后者是诉诸于内心世界，以精神为基础，具有更强的超越性和批判性。其实，在一个人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个过程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没有明显的界限。
对于我个人而言，计算机专业就是我“安身”的基础，而对人文方面的探索和思考则为我“安身”提供了理论基础，让我明白“安身”的意义之所在，换言之，就是“立命”了。
前一段时间，我在QQ签名中写了这么一段话：“以邓晓芒为师，以杜维明为师，更要以智慧为师。哲学家的思维，艺术家的生活，学者的探索，皆我心所依！”其实，这段话里包含了很多层意思，它既是我现阶段思想状态一种反映，也是体现了我对“立命”的思考和追求。
下面我简要分析一下这段签名中包含的意思。
第一层意思，它代表着我对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精神的一种思考和向往。众所周知，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现代大学起源于1810年的柏林大学，洪堡和费希特这样的思想巨匠曾为现代化大学的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德国也正是在这样的大学精神的引导下，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然而伴随着德国知识精英的流亡和大学精神的流失，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样板不在德国甚至欧洲，而是在美国，尤其以哈佛这样的学校为代表，他们代表一种独立和高贵的大学精神，设计并影响着美国的精神，对于很多追求学问的人来说，他们已成为一种学术的象征，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第二层意思，它代表这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思考。熟悉邓晓芒教授和杜维明教授的同学也许会知道，他们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邓晓芒教授主要是研究西方哲学，尤以黑格尔和康德的研究见长，而杜维明教授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他们的思想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当然也有契合的地方，也许是殊途同归吧。邓晓芒教授坚决反对“国学热”，他的基本态度是我们首先要引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真正学习和理解西方自由、民主和理性等普世价值的精髓，有了这样一套普世的价值观作为基础，再进而发展国学，才有可能真正的将国学发扬光大，否则是以失败者拯救成功者，无疑是一场灾难。杜维明教授是新儒学的拥护者，他倡导东方文明，弘扬中国文化，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更注重理性的、批判的接受儒家思想，更加注重儒家思想里的人文精神，力图建立一套适合现代社会的新儒学体系，他认为儒家思想是一个具有涵盖性和包容性的思想，在二十一世纪，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必然存在，这就需要一场很好的“文明对话”，而儒家思想以其涵盖性和包容性，可以成为对话的基础。由此观之，他俩的学术思想有冲突的地方，也有交融的地方。他俩的思想都是很深邃、博大的，很难一言以蔽之。有的同学以为，我在QQ签名中提到“以邓晓芒为师，以杜维明为师”就是要以这两位学者为导师，为榜样。其实，我并不是这个意思，“邓晓芒”，“杜维明”于我而言，只是一个符号，分别代表西方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只是希望从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找到自己该有的归宿，在我看来“以智慧为师”才是我最应该追求的。
第三层意思，它代表我的一种生活状态和价值追求。“哲学家的思维，艺术家的生活，学者的探索”，有的人也许会误解我的意思。所谓“哲学家的思维”，就是要求通过思维的训练，最终促使自己的思维更加严谨、科学和理性，这是我们“判断力”的基础。我记得朱学勤老师在讲座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有两项基本能力，一是‘历史感’，要通过对书本知识的参透和理解，形成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捕捉力，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哪些是会被历史所记忆，而哪些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留下任何痕迹，这种‘感觉’才是历史人应该追求的；二是要‘通感’，要能够打通学科的界限，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思考。”朱老师的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学习历史是如此，其他学科也同样如此，而哲学的思维方法正是培养我这样一种抽象的思维能力，培养我的一种“通感”。所谓“艺术家的生活”，就是面对每天的生活要充满激情，充满想象，只有理性而没有激情和想象，生活便会索然无味。在我看来，哲学给人以理性的超越，而艺术则给人以感性的超越，他们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所谓“学者的探索”，就是要有一个真正学者的孜孜以求、严谨务实的科研精神，纵使我有再多的想法，在现阶段我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做好自己的研究。在我看来，没有学者的探索精神和科研经历，我是没有资格谈论学问，更没有资格谈教育，谈人文，也许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我而言，我是这么给自己界定的。
第四层意思，它代表我对流行网络文化的反思。“以智慧为师”，如果按照中国的说法哲学就是“智慧”，但是按照古希腊的理解，哲学其实是“爱智慧”。近来，我总有一种这样的体会，每当我翻看前几个月的日志或者日记时，总觉得当时还是比较肤浅的。今年四月份我给李校长写信，我当时觉得信中所表达的思想已经很完善了，可是当我再次阅读之前的拙作时，不免觉得其中存在诸多的漏洞甚至是误解的地方，很多观点都是蜻蜓点水，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后来，我慢慢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成长过程，随时记录下自己的思想所得，一段时间之后再回过头来整理，如此反复，我相信我们终究会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要更加爱“智慧”。如今网络上涣散的一些网络文化，有优秀的成分，但是大多数我都是不以为然，它们于我而言只是一种快餐式的文化，不能长久。有人做过统计，其结果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演讲能力和表达能力（书面和口头）比较缺乏的民族，我很认同这个观点，这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以及文化特色有极大的关联，如今到处泛滥的网络词语，使得大家有一种依赖性，以会说流行词为荣，没有词汇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就用网络词语来代替，我个人认为这样一种风气是不值得提倡的，语言和文字是人类社会最为宝贵的财富。我所说的“智慧”正是要使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浮躁和肤浅的社会环境中自处，拥有自己的判断力，去追求自己真正应该追求的东西。
上面所论种种，无非是最近一段时间读书和思考之后的一些杂感，也许若干岁月之后，我又会觉得当初之想法很肤浅，甚至很幼稚。然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现在可能“肤浅”，可能“幼稚”，就不去思想，不去写作，恰恰相反，没有前面的积淀和反思，也是不可能有后面的超越和提升。
以前，我总以为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学识和能力，就可以有深邃的思想和有魄力的举措，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我发现上面的两点还远远不够，除了学识和能力外，还必须有丰富和深刻的阅历，经历岁月的洗礼，一个人的思想才更有穿透力，更具超越性；经历生活的苦难，一个人才能够更懂社会，更懂生活，才能做出真正有魄力的举措。也许，这就像邓晓芒教授说一个哲学家必须具有时代感一样。生活和阅历，会让我们具有这样一种时代感。
我何以“安身立命”？我现在会思考，以后也会思考，就让它在以后的岁月中慢慢沉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