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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浮现出来，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颗冷静的头脑。我很欣赏鲁迅的“个人独立”思想——只有个人独立，解放了，社会才能真正独立，解放。重读“五?四”及“五?四”精神，重新回顾20世纪思想变革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确定今天社会的历史坐标，明白我们到了哪儿，该往哪儿走。
前一段时间，由于项目以及科研的原因，我在阅读和思考上荒废了许多，在随后的时间里，我会更加珍惜毕业前的这段时光，多阅读，多思考。记得以前我在一个同学QQ签名上看到这句话——“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看热闹的世界”，这句话倒蛮适合我现在的心境，不过我还是得改一下——“在一个安静的世界里思考热闹的世界，在一个热闹的世界里保持一颗宁静的心”。
最近一段时间，在对自己以前写过的文章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有的时候，我无意间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有的是在文字表达上，有的是在思维逻辑方式上，有的是在言语方式上，在这些矛盾的背后似乎藏着一个更大的“陷阱”。为了探明这个问题，我最近就“思维模式”做过一些思考，尤其对中西思维模式进行了一些比较性思考，也是对自己思维模式的反省吧。
又是一年毕业时，眼看着本科毕业临近了，我也快要毕业了。近来，我对自己对大学的思考进行了一些梳理，将之前的一些思考碎片进行整理，形成系统性的文字，一是告慰自己的大学生活，二是期望和有此共鸣的同学进行一些对话和交流。
下面我将这两篇文章转述于日志，以期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和思考。
第二十篇，“中西思维模式的比较——思维的陷阱”。
我们知道，“轴心期”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数百年的时候，人类至今赖以生存的几大文化模式，大致同时建立起来，从此，“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自“轴心期”开始，中西方都有了自己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就如同一个陷阱，一旦深陷其中，就很难从其中逃离出来。有的时候，这种思维模式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而有时却又是很隐蔽的。
邓晓芒老师在《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一文中，对这种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做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和阐述。在邓老师看来，苏格拉底的对话把言说标准确立于言说本身，具有向对话双方自由开放的性质，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的个人情感体验中，是一种任意独断式的权利话语，由此形成了中西两千多年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根本区别。这些区别导致在西方出现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等，而在中国则出现了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邓老师列举了苏格拉底在《美诺篇》中的对话以及孔子在《论语》中答“仁”的例子，对二者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就本质而言，只有苏格拉底的对话才真正的具有对话的性质，孔子的对话其实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一种“教义问答”的权威话语和独白，问者所起的作用只是提起话头和等待教导。与孔子在对话中的“诲人不倦”的“答疑解惑”的形象不同，苏格拉底的对话多半是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他的对手才是真正的问题的解释者和回答者，但是全部对话的灵魂恰好是提问者而不是回答者，是针对回答的提问才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清楚了。苏格拉底并不以全知自居，他直接说：“我知道我是没有智慧的，不论大小都没有”。与此相反，孔子虽然不以为自己“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在对话中，他是以“学成者”的身份高居于他人之上。后来，人们干脆将孔子尊为“圣人”，视其为道德伦理的权威。
苏格拉底的对话中，虽然他执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但他也不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得事情，他自己心中预先并没有定数，唯有依靠自己的理论和辩证法去不断的有所发现。毫无疑问，在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中，不但讨论双方的思维水平已经不是讨论前的水平了，而且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在复杂性、微妙性也暴露出来，这就给后人沿着思维已推出的方向继续深入的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发。相比之下，孔子的对话只是注重结论，而完全不重视辩难。
从历史来看，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两件不同的对话，其效应也是极不相同的。前者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刺激了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后者则梳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而不断的体会、学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中。尽管内容上还有所发展和充实，形式上却两千年一仍旧制，几无变化，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有了初步的松动。
在我看来，自“轴心期”开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便不知不觉的陷入了“师徒模式”的陷阱，后来儒者也都是孔子学生，他们奉行的是“为往圣继绝学”。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虽然对师道做了辩证的阐述，但是它和苏格拉底式的“师道”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韩愈的师道无非是“师者，所以传到授业解惑者也”，还是没有确立言语标准，或者提出一种比师道更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我说的思维模式。
在我的理解里，好的思维模式就如同一马平川的草原，任我们自由驰骋，而不好的思维模式，如同陷阱一般，一旦深陷其中，我们的思维收到了极大的限制，或闭塞，或狭隘。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思维陷阱，它们看起来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实际上却成为我们思维大道上的“拦路虎”。
在《论语》中，有“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类的论述，它无形的将对话者分为“同谋者”和“费同谋者”，“君子”和“小人”，最后的对话与交流，甚至辩难只是在“自己人”内部进行，这样的对话最终是会走向自我封闭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话当然是无果而终。难怪在中国学术界也有着浓厚的“家庭观念”，不过近年来的抵制学术近亲繁殖对这一问题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究其本质，我觉得它还是缺少共同的言说基础和言说标准，在《论语》里，这个标准不是言说本身，而是言说的内容和对象。在我们的思维里，我们深受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有分歧的对话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话的双方有一些共同的认识基础，可能是由于个人经历、价值观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分歧；另一类是对话的双方没有共同的对话基础，对话双方所论及的问题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而双方又不愿意静下心来大成对话的共识。我认为第一类有分歧的对话是我们应该珍惜和提倡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有助于对话双方只是和思维水平的共同提高，一旦对话双方有着共同的言语基础，它极有可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苏格拉底式对话。然而，第二类对话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我的观念里，真正的对话是要以倾听和平等的交流为前提，如果对话双方各执己见，完全拒绝接纳对方，那么这样的对话也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须认真区别对待这两种不同的对话，形成真正有利于自己进一步学习和发展的思维模式。
当然，要从根本上打破“同道者”和“非同道者”的思维界限，跳出“思维的陷阱”，我想也许还是的从邓老师所说的“言语标准”和“言语基础”入手，唯有如此，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对话，甚至辩论，才能在这片自由的、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